无“假”哪有休？
李洁：中国人的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休闲变成了奢侈品。为解决此类问题，您提出了“做四休三”工作制，一时间引起了很大反响，请您谈谈这一工作制的可行性和实现方式。
王琪延：2017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调查，共获取有效问卷1310份，基于这份调查撰写的《北京市民“大中小休”满意度研究》显示，能全部享受休假天数的群体仅占34.2%，带薪休假落实率也仅达62.9%，居民迫切需要更多的休闲时间。其中，“大中小休”分别指的是带薪休假制度、法定节假日及黄金周、以周为单位的周休制度。
调查显示，有业群体没有带薪休假的主要原因是工作太忙，没有时间休，这一比例达到45.6%，其次是单位无带薪休假制度，比例为20.0%。竞争压力太大，担心失业也是另一个原因，占到12.8%。
从休假制度满意程度看，周休时间越短，对休假的满意程度越低，周休现状还不能满足职工的需求。为此，可以通过“做四休三”的方法来进行调节。
所谓“做四休三”是指一周工作4天，休息3天。《北京市民“大中小休”满意度研究》显示，对周休制度不满意的群体中，有15.1%的群体希望每周休息2天，有72.9%的群体希望休息3天，这一比例比对目前周休制度较为满意的群体（41.3%）高。鉴于此，当询问是否同意实施“做四休三”制度时，仅有12.5%的群体倾向于不同意，76.8%的群体倾向于同意，其中，57.2%的群体表示非常同意。
除了上面提到的“大中小休”，中国还面临一个“退休”，或者说是“永休”问题。2018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77岁，北京市为82岁，在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用延迟退休时间，比如有工作意愿并且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实行65岁退休，来抵消因“做四休三”而减少的劳动时间。
相应地，“做四休三”也引来了很多反对声音，一方面是因为在传播的过程中有断章取义之嫌，另一方面没有理解这其中休假的“跷跷板”原理。不管是“做四休三”，还是“增加法定节假日”，更或者是“延迟退休”，这些都是在一个盘子里的，总量是一定的，你高我低，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最后，市民普遍认为春节法定3天假期太短，近八成受访者表示希望春节法定休假天数可以7天以上，更有五成受访者希望至少达到10天；且有六成受访者希望将元宵节作为法定节假日，可见居民对延长春节和增加元宵节假日的呼声很高。
春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标志和象征。而且从汉代开始元宵节就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也是合家团聚、其乐融融的日子，设立元宵节为法定节假日，有利于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因此，《北京市民“大中小休”满意度研究》指出，可以考虑延长春节假期到8天，同时增加元宵节为法定节假日。
无“休”哪有闲？
李洁：您的研究希望于2025年在东、中部地区落实，到2030年的时候全面落实，想必休闲发展状况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群众的休闲意识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国民的休闲意识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王琪延：回顾现代中国发展史，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改革开放之前的毛主席时代，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日。从工作量来分析，正如俗话说的“一张报纸一杯茶”，一天也就过去了。
再到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劳动意识增强，共同“向钱”看齐。追求物质富裕，本身并没有错，但受限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没吃没喝，休闲更是无从谈起。首先，休闲生活种类匮乏，看电视、听广播等单调的娱乐活动，人们被迫选择没有指向性地休闲，导致休闲质量严重低下。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成就，休闲的方式同样在变革。从高雅到普世，从打高尔夫球到跳广场舞，从花钱享乐到免费娱乐，休闲生活的种类和质量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的年龄段也拥有着专属爱好，有中国大妈跳广场舞，就有青少年玩网络游戏，而这丰富多彩的休闲现象正是休闲和大众生活最好的融合。
2018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四十年的时间。在这四十年里，老百姓收入水平明显提高，随着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人们生活质量大幅提高，吃喝用早已不是负担，于是，休闲在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渐突显。
从消费的角度来看，旅游是休闲消费的重头戏，不同的群体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旅游消费内容；运动也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成为休闲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健康、养生、美容等新生产业，满足了各个年龄段对于“美”的追求；还有值得关注的娱乐产业，《我不是药神》等国产电影的大火，证明了人们对于娱乐文化的渴求。区别于娱乐产业，文化产业的消费也是休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包括博物馆、展览馆等传统文化的消费，还有电子书等现代文化的消费项目。
除此之外，以农家乐、采摘等活动为代表的农业休闲消费，以工厂花园化为代表的工业休闲消费，甚至包括大学校园也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休闲生活的各个方面。告别了单一休闲模式，消费者休闲意识逐步提高，多元化需求拓展了休闲空间，休闲经济如火如荼。
李洁：您在日本有八年的生活经历，您觉得两国的休闲经济有什么相同之处？在世界范围内，又有哪些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王琪延：时代留下的实践规律是人类活动最宝贵的财富。根据国际经验及其劳动效率统计显示，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作时间会大幅缩短，即工作时间和劳动效率的走向是呈“剪刀差”，你高我低，我高你低。两条线会形成一个交集，这就是时间和效率的平衡点。
1989年的时候，我赴日本留学并留教，在八年的时间里发现，日本和我们想象中的日本是不一样的。上个世纪60年代，正值国家高速成长期，国民倍增计划进行得轰轰烈烈，这和中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十分相似，不分昼夜地为“钱”而活，实行“5+2”、“白+黑”的工作制度。90年代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三十年时间，我恰好赴日学习，见证了这一时代变化。年轻人已经基本摆脱上一辈日本人的老旧思想，从观念到行为发生彻底性改变，成为了“新人类”。
通过整理美国、日本等6国1965年～2015年的劳动率与工作时间的相关数据得出结论，这50年来，各国的劳动率都在大幅提高，伴随着劳动效率的提高，各国的工作时间也在不断减少。
以美国为例，这50年来美国年均劳动效率增长率为5.34%，工作时间由1979小时减少到1786小时，年均下降率为0.20%。因此，在我国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可在我国实行每天工作9小时，每周工作4天的“做四休三”制度，即每周工作时间为36小时。
有“闲”才有活
李洁：如今，休闲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从奢侈品逐渐走向生活刚需。在这个阶段中，制约休闲经济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王琪延：对于当下休闲经济的发展态势，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鉴于市场需求巨大，有关休闲的项目也是干一个火一个，遍地开花，但依然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从结构的角度来讲，消费者的选择范围有限，不像资本主义国家，凡是有需求就有供给。
从总量结构的角度来说，我国休闲生活的品质较差，这集中表现在节假日里。当然了，不能按照节假日的供给需求去做休闲项目，否则日常全员闲着也不行，都歇着也不行。这就是涉及到“共时化”。
为了尽快解决“共时化”问题，合理应对节假日期间，人群太集中的问题，“做四休三”是尝试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之一。通过分散化的方式解决共时化的矛盾，一方面是时间的分散，另一方面是空间上的分散。
李洁：为了让休闲经济发展得更好，要从哪几方面入手呢？
王琪延：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说，如今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旅游业，这就是一个进步。比如，前段时间海南允许私人开发岛屿，应该是充分给予肯定；另外，从政府角度加快休假制度改革、落实带薪休假相对应的，企业要规范相关制度，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休闲产业是引擎产业，是社会经济的发动机，有了它之后就会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以文化与旅游产业相融合为例，杭州宋城花了六年时间打造景区，每年投入一千万，连续投了六年，建成之后当年的收益是1.8亿，一年的收入是六年投资的三倍，而两年前年的收入数据是4.3亿。
另外，创新永远是主题，从休闲产业的发展来看，第一阶段是资源驱动，有山有水，江河湖海，有古树，民俗，技艺，文化，戏剧演出，饮食；第二阶段是资本驱动，互联网前10家企业有9家做休闲产业；如今已经走到创新驱动的第三阶段，要靠思想、靠智慧、靠策划、靠思维、靠方法。
最后，在文化科技方面，把文化和科技融入到休闲产业当中，鼓励和规范投资体系、市场监测体系，提倡工匠精神。关注并着力于文化植入、科技应用、产业融合、深度体验、创意无限、贴心服务，做好这些要素，才能实现休闲产业升级。
注：文章摘录于孙小荣工作室
